只要留心注意一下眼下满天飞的征婚广告，就不难发现中国女性在择偶标准上所带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工作中“顶了半边天”，对自己“另一半”的寻找和抉择也有了完全的自主权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的择偶标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当初的重家庭出身到后来的重文凭，从重文凭到重金钱，又从重金钱到重能力、重品位、重情趣……50年来，可谓“异彩纷呈”。
生活在90年代的女性可能会对三四十年前女性的择偶“条件”不可理解。今年65岁的李玉琴老人在谈到当年她“谈对象”时的情形说，那时候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对方的“政治面貌”。在考虑某个“对象”之前，先要打听对方的家庭出身，看是不是“根红苗正”，父母是干什么的，爷爷奶奶又是什么“成分”，本人是不是“又红又专”。介绍人在介绍情况时，也会着重把这一点放在首位。“我的丈夫是个工人，当初认识他的时候，我挺自豪的，为什么？他的祖上都是贫下中农啊！我们那个时候比较看重这些，找个出身好的不会吃苦头，以后说不定还可以提职升官，若找个出身不好的，那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跟现在截然不同。”
如果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待字闺中的女性喜欢将眼光“聚焦”在“工、农、兵”上，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的择偶观则有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初期，女性将爱情的砝码更多地偏向于有学历者。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原来一直戴着“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高，于是找一个“有学问”的，成为当时的时髦。年已不惑的王女士回忆起当初她和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男友一起逛马路时的情形，显得很兴奋：“当时他的胸口别着一枚校徽，我清楚地记得路上有不少人羡慕地看着我们。”
8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了“打破铁饭碗”，鼓励一部分人“下海”的政策。出于对自身前途的忧虑以及对敢于“吃螃蟹”的勇气的欣赏，女性纷纷将目光瞄准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找“大款”一时盛行起来。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女性的择偶观可算是“千人千面”。在一家外企工作的白小姐告诉记者，她现在每月的收入已足以使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并不打算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我觉得生活情趣很重要，温饱问题解决了，当然要讲究生活质量，尤其是感情质量。”某中学的一位女教师则坦言，她心目中的男人除了要有品位，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人品，“有钱当然更好了，物质和精神在婚姻生活中同样重要。”只有高中文凭的张小姐尽管对目前激烈的生存竞争有忧患意识，但在择偶“条件”上，她表示只希望找个有能力的男友，“有没有文凭不是非常重要。很多大学生毕业了就失业，虽然读了那么多的书，没有用。”
有硕士学历的陈小姐说，她的目标是找个“知识大款”：“中国已初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和知识型的人才会越来越抢手，他们的潜能也将越来越得以显示和实现。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财富是一个标志，在个人生活中，拥有财富同样是自身价值的表示。谁不希望找个优秀的男人呢？”
择偶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晴雨表，从50年代爱“工人老大哥”到60年代挑选“黄军装”，再到70年代选择“根正苗红”，发展到80年代要“文凭”，90年代爱上“知识大款”，中国女性择偶观的变化，说明中国人正越来越务实，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女性地位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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